“均输法”规定由发运使总管东南的赋税，随时掌握各地货物的行情，根据京城各部门的需要，向各地征购。贵的时候少买，贱了就多买，近处有货就不到远处去买。这么一来，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一些，国家得了实惠，各地操纵市场的大商人却少赚了好多钱。于是这些大商人都叫苦连天。朝中一些官员也给皇帝上书，为他们鸣不平。

接着公布的是“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

当时农村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特别是灾荒年间，贫苦农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向大地主、富商借高利贷，借一千钱，一年以后要还两千、三千、甚至四千钱。要是还不出来，就只好卖土地、房屋，甚至卖儿卖女，流亡他乡。王安石在鄞县当县长的时候，就曾经把官府的钱借给农民，收一定的利息，帮助农民渡过难关。陕西有个叫李参的官员，也用过这种办法。他让当地农民根据收成情况、还债的能力，在青黄不接时向官府借钱，收获以后再还，这钱就叫“青苗钱”。王安石参照了这些经验，制定了“青苗法”。

青苗法规定，城乡居民一年当中可以向当地官府借两次钱，半年之内归还。借一千钱，要还一千二百钱。借钱的时候官府要根据各户的贫富，规定借钱的数目。这样一来，老百姓虽然也要付不少利息，但比借高利货合算多了。官府放债收利息，收入也增加了。可原来靠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的富豪，不但被断了财路，而且有些地方的官府还强迫他们也借青苗钱，付利息，吃亏吃大了。

“农田水利法”则是鼓励各地官员、百姓，兴修水利，收益大的，国家给予奖励。资金不够，可以向官府借青苗钱，期限放宽，利息降低。

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的实行，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可是代表大地主、大商人说话的保守派官僚们，却拼命攻击新法。元老大臣韩琦、欧阳修、富弼、文彦博，王安石的老朋友司马光、文学家苏轼兄弟，全都反对青苗法。就连参加制定青苗法的李常，也倒过头来攻击青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