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    ‍

      一   

      修    ‍‍‍‍‍‍

‍

      篱    ‍

正值气清景明时分，庭前院后，寂寞花开，忽而遍地落英。想到李渔文中，曾提及修筑长篱之事。如若寻得一处住所，便可修篱。筑篱所用花木，虽是人间常有，却需好生挑选。之后养护修剪，假以时日，便成长篱。李氏一生，沉溺于花鸟、诗词、戏曲，无所不通。曾著书，论曲赋之精深，粉妆之天成，虫鱼之巧妙；并作文，专述妇人之颜色，从青丝，到宝钿，从肌肤，到音容，极尽笔墨。

极致之人，不独李渔。会嵇城有青藤书屋。屋主为徐渭。徐氏一生，命运多舛，几近癫狂。无怪乎一架青藤之下，可怜“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另有奇人张岱。今日再读《陶庵梦忆》，乃觉篇篇令人扼腕。此君因国破家亡，披发入山，每欲引决，无奈“尚视息人世”。自序中便言“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报应”。因此“仇簪履也”，“仇轻暖也”，“仇甘旨也”，“仇温柔也”，“仇爽垲也”，“仇香艳也”，“仇舆从也”。又言“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小

食‍

正值春天，可读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一书。此人制得一手好诗词，有《南天酒楼别映霞二首》，现录如下：

    自剔银灯照酒厄，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

今日读达夫一篇关于杭州的文章《最销魂处是杭州》，不料哭了一场，也笑了一场。

去年秋风咋起，曾与友人说及达夫的《故都的秋》，记得文中有一句："在皇城人海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始终记得这么一句，是因为自己当年也在京租过房子。不知达夫租住的是故都的哪一角落。我租住的是西北角，离西郊也近，所以更是如达夫所言："向院子一坐......就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 碧绿的天色也罢，年轻的人事也罢，都过去了。

达夫作《沉沦》时，尚在东瀛读书。1919年此书面世，举世震惊。我于成年之前读到此书，只觉天旋地转，真实感受到了他于乱世中的颓废和愁苦。达夫写家国忧思时，甚至不惜写到自慰。试想还有谁能像他那样率真赤诚？

今日想来也难怪，他早就研究了西方文艺，尤其是俄德两国的小说，所以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可供他自由挥洒之处。到后来读他的小说，到主人公用三尺白绫结束性命之时，更是被他察世的锋利无情所折服。

达夫于1933年开始到杭州居住，到1938下南洋，并于几年后命丧于斯，中间不过五年光阴。至于迁居杭州的原因，他说是"妻杭人也......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人穷返里......铩羽归来，正好在此地苟活偷安，坐以待亡......" 最后几字，着实沉重。

他后来于印尼，死不见尸，显然与"妻"无关（与映霞早已离异），也与"父祖"无关（富春故里也未见其叶落归根），至于"苟活偷安"的福气，他也没有享受到；"坐以待亡"更是没有实现，因为像他那样热血行事之人，注定会把自己流落到异国他乡，最终抛尸荒野。

其实达夫由上海迁居杭州，未必是件好事。在沪上居于杂户陋巷，虽然事务繁忙，倒也粗茶淡饭，夫妻相守。到了杭州，反倒应酬不断，俗事缠身，乃至夫妻反目。他曾写道："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这两句写于丁丑年，应为1937年，正是他杭州生活的写照。

难怪达夫于文中谈到了杭州人的脾气，说吴越之后，一直受制于人；南宋之后，更是染上文弱毛病，一蹶不振。又谈到当地人溺情山水，雅赏不断，浅薄巧智，小名小利不绝云云。

达夫虽然也交友应答，却始终是个明白人，说了这番话，不乏奚落戏虐，加上些才子痞气，所以让我笑了一场。

当然说到杭州，我怎能不说西湖？四月里，倚着湖边的石凳坐着，感到万丈湖水汹涌，就要漫上胸口之时，我的脑海里总会出现，很久以前在一本旧书上看到的一张老照片：秋瑾的棺材，正由两个人扛着，经过断桥。

我后来才知道，秋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于山阴县轩亭口被当街斩首，白衣素裹，身首异处。家人由于担心株连，都逃入深山了，所以无人收尸。后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收殓于城外，再由友人迁葬于西湖西泠桥畔，而后被迫迁葬湘潭，再迁葬长沙，再迁回到西湖原葬墓地，共为十葬。我不知道那张照片中显示的，是第几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