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开创了“二圣临朝”的独特政治格局，与皇后武则天共同听政，这一决策深刻影响了唐朝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表面看，这是李治因身体欠佳而被迫放权的权宜之计，但深入分析其政治背景、权力结构与个人性格，会发现这实则是李治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主动选择的权力平衡策略，体现了其作为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一、身体羸弱与政务压力：直接诱因下的被动选择

显庆五年（660年）后，李治因长期操劳国事，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频繁出现头晕目眩、两眼模糊等症状，严重影响了政务处理能力。据《资治通鉴》记载，此时李治“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武则天开始以皇后身份参与朝政。这种身体上的无力感，迫使李治不得不寻找可靠的助手分担政务，而武则天凭借其聪慧才干与长期辅佐经验，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然而，身体问题仅是表象。李治并非完全丧失执政能力，他仍掌控着宰相任免权等核心权力，例如在“房遗爱谋反案”中，他果断清洗长孙无忌等关陇士族势力，巩固了皇权。这表明，李治的“放权”是有限度的，他通过将日常政务交予武则天处理，既缓解了自身压力，又为观察武则天的政治能力提供了机会。

二、制衡门阀与巩固皇权：深层动机中的主动布局

唐朝初年，关陇士族势力庞大，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通过“废王立武”事件，试图将李治塑为傀儡皇帝。李治为摆脱这种权力桎梏，选择武则天作为政治盟友。武则天出身寒微，无强大外戚背景，其政治立场完全依附于皇权，这使她成为制衡门阀势力的理想工具。

从“废王立武”到“二圣临朝”，李治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逐步削弱士族势力。例如，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被逼自尽，关陇集团核心力量瓦解；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拟废后诏书失败，标志着士族势力彻底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在此过程中，武则天扮演了“执行者”角色，而李治始终是幕后决策者。他通过授权武则天参政，实现了“以武制武”的权力平衡，既避免了直接与士族冲突，又巩固了皇权。

三、武则天的政治才能与权力依赖：双向选择中的利益共生

武则天并非单纯依靠李治的信任上位，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是“二圣临朝”得以持续的关键。她通过以下手段赢得李治认可：

政策建议能力：提出“建言十二事”，涵盖农业、赋税、吏治等领域，展现治国方略；

危机处理能力：在李治风眩症加重时，主动承担封禅泰山、主持禅礼等重大活动，树立权威；

人才选拔能力：推荐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士人，打破士族垄断，为李治提供新的权力基础。

同时，武则天的权力完全依赖于李治的授权。她虽培植私人势力，但始终未突破“皇后”身份限制。例如，李治在位期间，武则天的支持者李义府、许敬宗先后***，而政敌王方翼却被重用，这表明李治对朝政拥有最终控制权。武则天深知这一点，因此通过“柔顺恭谨”的姿态维持与李治的合作关系，甚至在李治临终前仍强调“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天后决定”，而非直接篡权。

四、儒家伦理与社会观念：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合法性

唐代虽以男尊女卑为主导，但存在“内助”传统，即皇后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武则天通过以下方式强化自身参政的合法性：

封禅仪式创新：在泰山封禅中，她以“亚献”身份主持禅礼，突破传统由公卿担任亚献的惯例，将女性参政制度化；

称号升级：从皇后到天后，再到与李治并称“二圣”，逐步提升政治地位；

舆论引导：通过《内训》《外戚诫》等文献，强调皇后辅政的合理性，压制反对声音。

李治对此持默许态度，甚至主动配合。例如，他采纳武则天建议，禁止妇女为俳优之戏，以维护社会秩序；在废后风波中，虽一度动摇，但最终被武则天的“柔情攻势”说服。这种合作既符合儒家“家国同构”的理念，又为李治赢得了“仁孝”的美名。

五、历史评价与权力遗产：双刃剑下的复杂结局

“二圣临朝”对唐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积极方面：李治通过权力下放，实现了朝政稳定与版图扩张，唐朝在此期间灭西突厥、百济、高句丽，疆域达到极盛；

消极方面：武则天权力逐渐膨胀，最终在李治死后篡唐建周，改变了历史走向。

后世对李治的评价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仁弱无能”，导致武则天专权；但更多学者指出，李治的“放权”是主动选择的政治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制衡门阀、巩固皇权，为唐朝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正如《旧唐书》所言：“高宗之治，有贞观遗风”，其政治智慧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