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短短半年时间，石敬糖终于占领京城洛阳，夺得了中原的控制大权。在他当政的头两年里，仍然是以洛阳为京城，但到天福兰年(公元988年)十月，石敬瑭却下诏在汴州(即大梁，今河南开封」)建立东京，国都由洛阳迁移至那里。

石敬瑭为什么要迁都汴州?说起来这里面倒有相当多的缘由。

石敬瑭依靠契丹得了天下，日子并不好过。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各地藩镇多未归顺朝廷，石敬瑭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皇帝，只不过是契丹的一个奴才;有的地方军阀虽然表面上服从朝廷，但暗地里另有打算;更有甚者，竟脱离朝廷投奔南方小国，象安远(今天津蓟县西北一带)的节度使就率领部队投奔了南方的吴国。连年不断的战争，还摧残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劳动力大量流失，人日减少，大片肥沃的土地荒芜了,货币不流通，民间困穷，国库空虚。许多城镇被战火毁灭，变成了废墟，京城洛阳自然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加上契丹来到中原以后肆意搜刮财富；当耶律德光领兵回国途经新州(今河北派鹿县)时，还强行向当地官府索取了十万缗(成串的钢钱,一千个为一络。)的犒军钱。契丹的这种强取豪夺，引起许多地方官吏和百姓的不满，大同(今山西大同县)的官兵起兵反抗，拒绝让契丹军队入城，应州的将领不甘忍受契丹压迫，挺身南归。这些行动，都使石敬瑭深感不安，假如有一天“父皇帝”怪罪下来，他该怎样交代呢?惩办这些官吏和将领吗?那说不定会逼使他们铤而走险，举兵反晋。

现在，石敬瑭才尝到了当“儿皇帝”的苦处。虽说他才得天下，权欲暂时得到了满足，但这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又使他忧心忡忡，左右为难。过去是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现在是当了皇帝又无法治理国家，而且处处都要按契丹的命令行事，离开了“父皇帝”，他的统治是无法维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