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子也戴花

花象征着喜庆与荣耀，我国古代汉族男子与女子均可簪花。杜牧有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又咸通年间唐懿宗大宴新科进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官驰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饮酒’，世以为荣”，可知男子簪花在唐代已是一种社会风尚，不会引起非议。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更为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宋真宗曾两次在宴会中“御亲赐带花”，一次是在封禅泰山前亲赐枢密使陈尧叟，一次是亲赐参知政事寇准，“众皆荣之”。
宋真宗以后，御宴簪花开始盛行起来。仁宗时期，司马光因“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司马光拒绝簪花被视为违君之举，由此亦可说明御宴簪花的重要性。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姜夔《郊祀后景灵宫恭谢纪事》一诗描述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的饮福宴，“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场面蔚为壮观。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有诗描述淳熙十三年（1186年）正月元日盛宴，“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内侍官）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礼仪分为赐花、簪花、谢花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酒五行，正安之乐作。……赐花有差。少顷，戴花讫，……谢花再拜，分东西升阶就座。”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前文提到的陈尧叟、寇准就曾获得这一殊荣。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宴会结束后，预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南宋以后，簪花逐渐淡出宫廷，至明清时期男子已不再簪花，“俗惟妇女簪花”，大致已与今日无异。清末民初画家李墅所绘《四相簪花图》扇，讲述的就是北宋时期的典故，说的是一种名叫金缠腰的花的花瓣，被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剪下，插在了他宴请的三位宾客以及他自己头上，后来四个人先后做了宰相，北宋科学家沈括将这个故事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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