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咎繇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愆，过也。善则归君，人臣之义也。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嗣，亦世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也，而及其赏，道德之政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至也。与其杀弗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弗犯于有司。”咎繇因帝勉己，遂称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咎繇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愆，过也。善则归君，人臣之义也。”咎繇说：“这都是由于帝德没有过失，以简易之道对待臣下，以宽容之心治理众庶。”愆，过错的意思。将善归功于君王，是做臣子的道义。咎繇听到舜帝的褒美却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他推辞说：“这都是源于您的帝德没有过失啊。您对待臣下简要而不繁琐，治理大众宽仁而不急促。”

“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嗣，亦世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也，而及其赏，道德之政也。”刑罚不及于子嗣，赏赐却延于子孙后世。“嗣”和“世”意义相近，“嗣、世皆谓子孙”，都是子孙的意思。但是，“嗣亲而世疏也”，子孙比较亲近的称为“嗣”，后世子孙比较远的称为“世”。“及”，牵连、涉及的意思。父子有罪不相牵连，有赏却可以相及，这是有道德的善政。例如，父亲有罪，惩罚不牵连他的子孙；父亲有功，嘉赏却延及他的子孙后世。

“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也。”对于过失犯罪，再大的罪行也可以宽宥；对于故意犯罪，再小的罪行也要处以刑罚。这也是从心上引导犯罪人员不要故意犯罪。因过失犯罪，罪行虽大必定宽宥；无所忌惮而故意犯罪，罪行虽小必定受到刑罚。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至也。”罪有可疑就从轻处罚，功有可疑就从重奖赏。刑罚有疑就从轻，赏赐有疑就从重，忠厚到了极点。对于罪行已定，但经过考量法规仍觉得其既可以重判也可以轻判而难以裁决，就从轻处罚；对于功绩已定，但依法衡量仍觉得其既可以轻赏也可以重赏，就从重奖赏。

“与其杀弗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弗犯于有司。’咎繇因帝勉己，遂称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也。”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放过不守常法的人。您好生的美德，合于民心，所以百姓不会触犯有司的法度。咎繇因为舜帝勉励自己，于是称颂舜帝的德行，以表明人民不犯上的原因。宁可失掉不守常法的罪人，也不冤枉无罪的好人，这是仁爱之道。

也就是说，如果遇到依法可杀也可不杀、杀了他又唯恐错杀的不应判死罪之人、不杀又唯恐失于轻判的，虽然这种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的情况不合乎您至公至平的做法，但杀无罪之人您更为不忍心。所以，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放过不守常法的人。这是您的好生之德合于民心，所以百姓不会触犯有司的法度。

这就是圣人之治可以达到“不忍欺”的境界，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们的君王。舜帝光辉盛大的德性，就如太阳一样、清泉一般，凡所照耀、浸润之处，都能够深入民众的内心，而使天下之人无不爱慕、感悦、兴起于善，从而自己就不愿触犯刑法。

舜帝听了，再次对咎繇赞美说：“我的心愿就是能使民众不犯法而为政者不用刑。你帮助我从我所愿治理天下，使教化至于四方，就像在风的鼓动下万物莫不顺从一样，这是你盛大的功劳啊！”

舜帝的治世经验就是明刑弼教、德洽民心，从中可以体会到圣人之心，正如孟子所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政是由仁心而来。在这种至善仁爱之心的作用下，施行的德政主张自然能够取得成效。这是因为圣人之心合于天心，天道昭昭，理所应然。这也是《周易》中所说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明刑弼教是治世的原则和方法，德洽民心是治世的初衷和目标。读《尚书》就会发现，在这一德治主张背后始终贯穿着一种心理——敬畏之心。《尚书》的故事始于尧帝，记述的是尧帝之德与其德化之功，开篇“钦明文思安安”，就强调了这种敬畏心理，而以敬畏相告诫的言语，在全书所记载的古圣先王诸君臣、兄弟之间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悠久的敬畏文化传统就是渊源于此。

俗话说“无知者无畏”，“无知”包括对天地自然规律的无知、对圣人之道的无知、对历史规律的无知，因为对这些规律无知，所以没有敬畏之心。******强调，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缺乏敬畏之心，就容易导致无法无天的结果，既不相信世间的法律，也不相信天道自然的规律，结果什么恶事都敢做。所以，学习《尚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这种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