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写的《后汉纪》还是有不足的地方的，东晋政权是以北方士族为主体建立的，南方士族不甘心被“亡官失守之士”所驾驭，因而南、北士族在争夺土地、人民、权力等方面都存在很深刻的矛盾。

土族制度到东晋时已充分地体现了反动性和腐朽性，它阻碍了寒族地主阶级中有才干的大的开迁，而土族子弟借助前辈的余荫，沉迷酒色，无恶不作，当大官的没有出身寒门的，做小官的没有出身士族的。结果是“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就是说，占据官位但不管职责内应管的事情，处理事务没有认真负责的思想。如士族子弟王徽之作骑兵参军时，连马都不认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士族子弟虽然精神颓废，身体娇嫩，不问政事，连统治人民的能力也丧失了，但士族阶层却力图保住自己的地位，独占高官厚禄，连婚姻也严格限制在士族范围之内。这样，士族集团无论是在人民中，还是在统治阶级内部，都引起了强烈不满。

桓温当政时，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对士族作了一些打击。隆和元年（公元862年），桓温因河南前线告急，临去洛阳前给皇帝上书，提出七条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说士族朋党很多，势方太大，应加以限制。袁宏是当时最高的士族王、谢、袁、萧四族之一的后代，对桓温的一些威胁和损害某些士族利益的措施是不满的，对桓温有时为了统治的需要，伤害某些士族的身家性命的作法是反对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修史中，就是对士族取歌颂态度，对寒族取鄙视态度，这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不合拍的，这也是袁宏的《后汉纪》思想保守的社会根源。

在编写史书的目的上，袁宏比过去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更强调记述历史的政治意义，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袁宏看到历史上亡国丧家的悲剧往往是统治者自己一手造成的，因而主张礼制上能经常有些改革，使各方面的关系相处得融洽些。中由于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他认为不论如何改革，“名教”这个基础不能动摇。即：尊卑长幼不得移位，器服制度可以因时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