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滞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分党，尤其是经过黄巢大起义之后，“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即便如此，朝廷内的政治斗争也没有因“朝廷日卑"而停息片刻。

公元888年，唐僖宗死后，宦官杨复恭拥立僖宗之弟李晔为帝，是为昭宗。昭宗“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作之始，中外忻忻焉”。不过，这时的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他们各自拉拢藩镇为援助，昭宗虽有大志，很难伸其意，而且还要为逃避藩镇争斗，而避难他方。昭宗即位多年，非但没有夺回权力，反被宦官勾结藩镇，屠杀宗室十一个王。昭宗痛恨宦官，乃与宰相崔胤相谋铲除宦官。崔胤外结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为援，内引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为助。宦官也不示弱，他们内控昭宗，外结强藩为援。双方旗鼓相当，各不相让，都很难除掉对方。昭宗感到前路渺茫，也就变得“多纵酒，喜怒无常”。宦官感觉到昭宗难以控制，乃阴相谋日：“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朝官)，吾辈终罹其祸。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为太上皇，引岐(李茂贞)、华(韩建)兵为援，控制诸藩，谁能害我哉！

公元900年十二月，宦官的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幄(当时号为四贵)等发动宫廷***，陈兵于殿廷，威胁百官联名署状，将昭宗幽禁少阳院，立太子李裕为帝。崔胤虽在兵锋之下联名署状，但内心不甘，暗地侦察四贵之短，于公元901年正月元且发起攻击，诛除四贵，迎昭宗复位，平定这场宫廷***。

唐王朝内部冲突不断之际，朱全忠已兼并河北，染指河中，控制河东，向关中地区发展了。就在诛除四贵之后，神策军指挥权又落到得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支持的宦官韩全诲手中，而崔胤又因欲得军权而得罪李茂贞，只好全心投靠朱全忠。这样，“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崔胤欲诛除宦官，致书朱全忠，让他发兵迎昭宗赴洛阳。韩全诲闻朱全忠发兵，乃勒逼昭宗前往凤翔往依李茂贞。公元903年，朱全忠数败李茂贞，进军凤翔城下，以兵相逼。李茂贞无奈，只好杀宦官韩全诲等七十余人，交出昭宗，欲与朱全忠和解。

昭宗回到长安，实际上是出了狼窝又入虎穴，转为朱全忠所控制。崔胤自以为得计，认为诛除宦官时机已到，乃指责宦官！“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煽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蠹害朝政”。朱全忠以此为由，“以兵驱宦官王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冤号之声，彻于内外”。宦官集团在崔胤内引外联的压迫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崔胤依靠朱全忠的势力，诛灭宦官，排除异己，专权自恣，自鸣得意。孰知前门拒狼，后门引虎。朱全忠自攻破李茂贞，兼并关中，威镇朝野，篡夺之意已经昭彰于内外。在这种情况下，崔胤开始害怕，乃奏请昭宗，重建天子六军，每军步兵六百人，骑兵百人，共六千六百人，以分番侍卫。这一举动引起朱全忠的猜疑，便派朱友谅将崔胤杀死，解散六军，迁昭宗于洛阳，篡夺之势完成。

唐昭宗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冲突，无论是宦官还是朝臣，都以外引藩镇为援，内控君主以为令，固然都是内引外联的手法，但此时利于相安，保持平衡，谁也不易有大动作，这正是“不可涉大川”的内涵;再加上他们谋夺对方目标明确，不注意、也不会掩饰，这就失去使用这种手法的成功之本，即使在表面上获得一一些成功，肯定是难以持久，乃至招来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