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言不可轻教令，易用兵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甲胄，甲是铠甲，胄是头盔。出言不善，特别是出教令不善，会兴起羞辱。甲胄会引发兵戎。言不可轻教令，易用兵也。说的是不可轻发教令，轻易用兵。

这里说了两件事，首先“惟口起羞”，口出言语，不能不谨慎。像孔子以四科教导学生，首先是德行，其次是言语，然后才是政事和文学。《易经》中也说：“言行，君子之枢机”，一个人的成败、荣辱、祸福的关键，都取决于一个人的言行。

有一个成语叫做自暴自弃，什么是自暴自弃？《孟子》中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这是自暴自弃的标准。人说话、言语和礼义不相符、不相应就是自暴；起心动念、一言一行与仁义相违背，就是自弃。

孟子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是人的安宅。如果一个人时时存有仁爱之心，良心安定，就叫做安宅。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苦口婆心地教导人们要领会这些道理，做到“居仁由义”。“义，人之正路也”，义是人行走的光明大路。“旷安宅而弗居”，旷是空着，不把心安住在仁之上。“舍正路而不由”，由是行走，没有走在道义的路上，这是多么可悲的事。这都是提醒人们，一个人的言语要符合礼、符合仁义。对于君主而言，更应该谨言慎行，说话、出教令不能不谨慎。

《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魏文侯在乐师鼓琴时，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美滋滋地唱道：“让我的言语没有人违背。”魏文侯当君王目的是什么？沾沾自喜，希望自己的言语没有人敢违背。乐师听后，抱着琴去撞魏文侯。因为乐师是一位盲人，没有撞到，只是把魏文侯帽子上的玉串撞碎了。魏文侯很生气，对左右的人说：“做臣子的居然敢撞他的君王，罪当如何？”左右的人说：“应当被烹杀。”于是，左右的人把乐师拉到下面受刑。

刚走下一个台阶，乐师说：“我可不可以说完一句话，再去受死？”魏文侯说：“可以。”乐师说：“听说从前尧舜做君主时，唯恐自己的言语不被人违背；桀纣做君主时，唯恐自己的言语被人违背。所以，我刚才撞的是桀纣，而不是我的君主。”

魏文侯听了之后受到提醒，知道自己错了，就把乐师放了，说：“这是我的过失。把这把琴悬挂在城门口，作为我日后可以改过自新、接受谏言的凭证；帽子上的玉串也不必修补，把它留作我今后的借鉴。”以后看到撞碎的玉串，就知道自己应该向尧舜学习，而不能像桀纣那样说出“让我的言语没有人敢违背”这种荒谬的话。

所以，权位确实可以无形中增长人的控制欲。古人说：“时位之移人也”，时间、位置不同，人的气质、态度、观念都会发生转变。如果根据官位，把权位变成指使他人的工具，这种态度就错了。

《群书治要·中论》中说：“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职位和权势都是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颐指气使、炫耀自己的资本，更不是损人利己、骄奢淫逸的条件。

古人说：“官门好积德。”为官者手里有权力，发布好的政策，颁布好的制度，可以利益很多人，无形中给自己累积福德。同时也提醒自己“官门好造罪”，身处重要的职位，如果不能利国利民、鞠躬尽瘁，反而以权谋私、误国误民，无形中也为自己平添很多罪业。

所以，君主的话不能不谨慎。如果说出“让我的言语没有人违背”的话，那么臣子都将闭口不言，看到君主犯错也不敢犯颜直谏，国家就危险了。

“惟甲胄起戎”，要慎于用兵奋战。中国古人特别强调按照自然节律治国理政，“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而天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好生而恶杀”。

古人知道兵戈是杀生之器，战争是杀生之事，会给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灵带来伤害，所以诸子百家几乎一致认为兵戈是凶恶危险的事物，对此要抱持谨慎的态度。比如，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群书治要·政要论》中也说：“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等。兵器都是不祥的器具，并不是君子的器具，不得已才使用。战争是很危险的事，兵，是兵器，也是凶器，不想让人们愿意使用它。

中国的慎战观念除了源于对天道自然规律的深刻体认，还出自对战争危害性的深切感受。提到战争，首先想到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然而战争所带来的危害不止这些。战争之所以被称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不仅因为它决定国家的存亡，也因为它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不是依靠哪一个部门、机构就能解决的，而是要举全国之力去提供，这就会影响整个国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而秩序一旦被扰乱，就会滋生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商人哄抬物价，大发战争财；打砸抢烧等治安事件与日俱增；贫困和饥饿的民众增加；老弱病残得不到赡养等。此外，战争还可能带来吏治的腐败。正是因为认识到战争的严重性、复杂性、危害性，所以古人强调不战、慎战，如《孙子兵法》中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国古人不推崇战争，并不意味着废弃战争。战争，确实主杀伐，为天道、人道所共恶，非万不得已不能使用。不得已而用，说明终究还是要用，那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荀子·议兵》篇中荀子与弟子陈嚣谈论用兵之道的对话，给出很好的答案。

陈嚣问荀子：“先生谈论用兵，经常以仁义作为根本。有仁德的人慈爱百姓，有道义的人遵循正理，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用兵呢？大凡用兵的原因，就是为了争夺啊。”荀子说：“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有仁德的人慈爱百姓，正因为慈爱百姓，所以就憎恶有人伤害他们；有道义的人遵循正理，正因为遵循正理，所以就憎恶有人扰乱他们。所以，用兵是为了制止暴乱、铲除祸害，并不是为了争夺。有仁德之心的人的军队，停留的地方能够得到良善的治理，经过的地方能够受到教育的感化，就像及时雨降临，没有人不欢喜。所以，近处的人（国家）亲近他们的善行，远方的人（国家）仰慕他们的道义，兵器不用沾血，远处和近处的人（国家）都来归附。德行能够伟大到这种地步，就会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

荀子告诉人们，有仁德之心的君王之所以用兵，是为了禁暴除害、解民倒悬，而不是为了争夺土地财产、获得名利权势；是出于仁心、道义、公利，而不是出于一己私欲的满足，所以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无不欢喜，不用交战就能获得胜利，不仅如此，还能感化远近的人民前来归附、国家前来交好。

《群书治要·司马法》中也讲：“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治之谓正。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古代的人都是以仁作为根本，以义治理国家，这种治理才称为正。因此，杀人是为了安定人，这可以杀；攻打别的国家是为了爱护民众，这可以攻打；以战争制止战争，这也可以。也就是说，只有当自己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国家出现暴乱、祸害，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拯救他们远离灾难时才能用兵。

当然，现实生活中用兵的情况并非只有这一种，但各自的结局却迥然不同。比如汉宣帝时期，大臣魏相在劝谏宣帝止兵匈奴时讲述了五种用兵的情况及各自的结局：“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制止暴乱、讨伐残暴叫做义兵，用兵坚持正义可以称王；敌人攻打自己，迫不得已发兵应敌叫做应兵，为了应敌而出兵必会胜利；为小事争夺怨恨而不胜愤怒叫做忿兵，因为一时愤怒而出兵必会失败；贪图别人土地、财宝叫做贪兵，因贪婪而出兵必然破败；倚仗国家强大，自恃人口众多，想以此逞威于敌国叫做骄兵，因骄傲自大而出兵必然灭亡。这五种情况，不仅是人情事理，也是上天的法则。这也是告诉人们，用兵是国家大事，一定要慎重，用兵必须顺应天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