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白居易忽然想起了裴培的话:这件事很复杂，弄得不好，自己也会道殃。但继而一想，这又有什么可怕，‘“宁为折直剑，不为绕指柔”，从当谏宫的第一天起，自己就下了这个决心。于是，他继续振笔直书道:

“以上这些话，臣若不说，有谁说?臣今日说了这些，即使遭到杀戮，也甘心情愿。为什么?因为臣的性命是微不足道的，朝廷的事则至关重要。”

接着，他又毫不掩饰地写道:

“在制举考试期间，臣在翰林院，裴泊、王涯复审时，臣也参与其间，当时臣想的是:上不敢负思，下不敢负心，只想秉公取舍。因而即使有仇怨，也不敢排挤、抛弃，纵然有亲故，也不愿迥避。所以，皇甫浞虽是王涯外甥，因为他敢于直言，当然应该录取，考试经过，都有奏章可查。想不到，如今竟会构成祸端!

写到最后，他恳切要求宪宗能回心转意，对以上数人重新处理，该录用的就录用，该复职的就复职。如果认为自己的这些话都不对，或者认为自已也参与过复审，那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贬谪和惩罚，决不想逃避和苟安。

白居易写完奏章，细心地封好,亲自送到了朝廷。然而，这事如同石沉大海一样，并不见宪宗有所反应。裴珀仍旧被赶出翰林院，杨手陵、牛僧儒等也均被迫离开长安。奇怪的是，朝廷对白居易既不表彰，也没惩罚，好象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似的。

难道今后就叫我这样永远沉默吗?不，决不沉默。“有阙必规”，这是谏官的职责。我不说，谁说?想到这里，白居易又提起笔来，再次上奏进谏。这次写的是淮南节度使王锷以大量财物进奉宪宗，宪宗准备起用他做宰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