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出自《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修身则道立”，能够修身则大道自然显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四个步骤，按照这个步骤修身，身修好了，道自然就显现。“道”是我们的明德，明德得以彰显、彰明，就叫“道立”。自己修身修好了，自然能够齐家，家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德，齐家之道就立起来了。修身做到圆满，也能感召贤能之士的帮助，那么治理国家，办理政治也能够办得好，治国之道也就立起来了。

《论语》中记载，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办政治，孔子说：“《书经》中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如果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照着这样做，把它推及到政治上，这就是办政治了。其实办政治，就是把孝悌之道推广到全国。

在下面会讲到“子庶民”，就是做到爱民如子，爱民如子就是把孝悌之道推广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这就是从修身奠定基础，所以说“修身则道立”。只有把身修好，才能把家齐好，才能把国治好。在《群书治要》中记载，楚庄王向詹何请教怎样治国，詹何说：“为什么您知道怎么修身，却不知道如何治国呢？”庄王很诚恳地说：“我得到整个国家，得以侍奉宗庙。我想知道好的治国方法，把国家治得安定。”詹何说：“我没有听说一个人身修得很好，而国家却治理不好的，也没有听说一个人修身修得不好，而国家得以安置的。所以根本的根本还在于修身，我不能够用治国这些枝末小节的事情来回答你。”庄王听了詹何的回答，说：“你讲得太好了”。他依教奉行，使楚国大治，成为一代霸主。

这说明君主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要使自己成为有德行的君主，自己的修身一定要过关，而修身从哪里做起？从格物做起，也就是说，国君在财色名利面前都如如不动，不会对外在的东西有心动，这样修身才有基础。比如，如果国君爱好财，那么有人拿财来诱惑，他在财面前就把持不住自己；有人用色来诱惑，他在色面前就把持不住自己，这就很难把国家治理好。

所以，当领导者、君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让别人做到，自己首先要做到，这样说话才有说服力。所以孔子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果你率领大家去做正当的事，那谁还敢做不正当的事呢？在《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汉武帝的时候，曾下诏求取治国的方略，董仲舒在对答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古代的国土也是今天的国土，同是一片国土，而古代能够使国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诈邪恶，囹圄空虚。恩德润及草木，福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如此之远？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错乱，以至于道德风气衰败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在当时面临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也需要得到答案。

提了问题之后，董仲舒回答说：“大概是今日的治国之道，比之古时有所差失，或者是说与天理有所违背。”天理是什么？上天对待万物是有所分配的，比如给予一个动物很锋利的牙齿，那就会去掉他的犄角；让它长着翅膀，就只给它两只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获得小的好处。同样的道理，古代接受俸禄的为官之人，不以体力劳动谋生，就不得从事商贸活动。如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使他满足，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人们之所以怨恨忧愁，苦其不足的根源所在。自身受宠而居于高位，家人温饱而享受厚禄，于是凭着富贵的财力和天下的人民争利，人民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因此，富有的人扩大他们的产业，贮藏他们的积蓄，致力于此而不知满足，而且压迫践踏人民，人民渐渐因此十分穷困。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居上位者却不予救助，那么人民就无法安乐地生存下去。人民不乐意生存下去，连死都不躲避，又怎么会去躲避犯罪？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奸邪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

所以享受俸禄之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领导者、公务员，以俸禄为生就可以了，不能再与人民争占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人民也就可以家给人足，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国之道，天子应该取法此道作为制度，大夫也应该遵循它并且成为自己的行为。古代的贤人君子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下属崇敬他们的品行，听从他们的教导，人民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因此，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法的榜样，怎能以居贤人之位却像平民的所作所为？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利，并经常担心财用匮乏的，那是一般百姓的意识、做法；惶惶不安地求取仁义，并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才是大夫应该考虑的事。

《易经》中说：“负且乘，致寇至”。背着东西乘坐在车上，就会招致贼寇的到来。为什么？乘车是君子的位分，但又背负肩挑，做着平民百姓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身处君子之位，身处官位，而又去干平民之事的人，必然会招致祸患临头。这段话，实际上为人们解释了习***以前一直所强调的，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既想当领导干部，又想发财，因为这不是上天的公理。这说明在上位者要能够以身作则，不与民争利，再去推行道德教化，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人民才会信任他，心甘情愿地接受教化。

《群书治要•汉书七》中记载，到西汉的时候，谏大夫贡禹看到当时朝政腐败、宫廷奢靡、圣教不行、社会风气日趋日下的现状，于是上书劝谏汉元帝，建议兴起孔子的教诲来改变世风。贡禹这样写道：“孔子不过是一个寻常之人，但是因为乐于研求道义、端正自身而从不松懈的原因，以至于现在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都将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现在汉朝地域辽阔，陛下德行高尚，又居于天子的尊位，相信凭借着上天的帮助，如果想改变社会风气，调和阴阳，陶冶万物，通过教化匡正天下，就像决堤放水、遏止物体坠落一样容易。”

《群书治要•三六零》中说：“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在成康盛世的时候，也就是西周时期周成王和周康王的统治时期，他们能够继承文王、武王、周公的遗风，特别是在成王统治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兴起道德教育。结果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监狱里没有犯人，刑罚都放置不用。中国古代并不是说法制监督机制不健全，而是因为兴起了伦理道德教育，人都教好了，没有人作奸犯科，所以刑罚都搁置不用。

从西周到西汉当时将近一千年之久，想使天下太平的君主很多，然而没有再出现太平盛世，原因很简单，就是“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这个“法度”不仅仅是说法律、成文法、法令、法文等，它有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规矩的意思，也就是治国的常理常法，比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舍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而私欲兴起，奢侈盛行，废弃仁义。

这句话说出了太平盛世不复产生的原因，那就是在位者不能够身体力行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克服自己的私欲，不能率先避免奢侈之风，所以废弃了仁义，礼教不行，结果上行而下效，这就是整个社会兴衰成败的根源所在。

所以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领导者、在位者的修身，对于治国起到基础而且关键的作用。“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如在位者、领导者能够端正自身，那么对于端正别人、办理政治又有何难处？如果不能够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端正别人？所以如果领导者修身修不好，就谈不上治国。这说明，修身是治国的根本，而且领导者在修身的过程中已经是在治国了，因为自行化他的效果是潜移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