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应当任用哪些人？《说苑》记载，周成王即将行冠礼时，周公命祝雍为成王致祝辞，并要求言语简练。祝雍说：“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希望大王能亲近仁德之人，远离奸佞之人，珍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德的和有能力的人。所以，近仁远佞、任贤使能是君王应该奉行的基本用人标准。具体而言，应该重用以下几种人：

第一，孝廉之人。中国自古以来，把“孝廉”作为选拔人才的根本标准。一个人在世，对自己恩德最大的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能记在心里，想着念念去报答，还有谁的恩德值得念念不忘？如果人不孝父母，就没有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取而代之，就会以利害、功利的原则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很可能会做出忘恩负义、见利忘义的事情。所以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经》中也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父母，去爱别人，这和德行的要求相悖离；一个人不尊敬自己的父母，去尊敬别人，这和礼的要求相悖离。

除此之外，还有廉。廉的本义是堂的侧边，引申为直也，即正直。廉也被解释为清也、洁也，即清廉。所以，一个官员不贪、不受、不苟取也称为廉吏。廉还被解释为俭也，省也，节也，即节俭。这是为人所熟知的含义。此外，还有两种鲜为人知的含义，一种是谨也，自检也，自检敛，即谨慎；另一种是察也，视也，即视察。可见，“廉”不仅是清廉、廉洁，还包括与清正廉洁相关的一系列的品德。

古代对官员的考核，是以廉为根本对官员的品德和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周礼》是一部记述古代官制体系展示治国思想的百科全书，记载了上至国家大典、下至百姓生活的周代职官制度。《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中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汉代郑康成注解说：“听，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计有六事。弊，断也。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整治政府事务的方法有六件事，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通过这六件事来评判官员，而这六件事都是以廉为根本。

什么是“廉善”？郑康成注解，善谓“善其事，有辞誉也”，做事尽职尽责，尽善尽美，在百姓中享有赞誉，口碑很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能谓“政令行也”，有能力推行政令，把任务完成好。敬谓“不解于位也”，“敬，警也，恒自肃警”，时刻保持自我警觉，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不懈怠。正谓“行无倾邪也”，行为正直，能行中道，没有邪曲不正的行为。法谓“守法不失也”，不仅守法，依法而行，而且执法没有错失，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辨谓“辨然不疑惑也”，能分辨是非善恶美丑，能决断而没有疑惑。

由此可见，古人对“廉”的要求不仅仅是不贪污受贿，不违法乱纪，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完整的体系，包括工作要干出怎样的效果（善、能），以怎样的态度干（敬、正），以及怎样干（法、辨），从态度、方法和成效六个方面全面考核官员是否称职。而这六个方面，都是以廉为本。“六廉”这种完整的考核体系要求官员必须在廉洁政治的前提下，还要有所作为，不仅确保了官场清廉的风气，还杜绝了以不贪为名而不作为的现象。

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中讲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只要守住这三条就可以保住禄位、远离耻辱，既能得到上司的赏识，也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所以，“清、慎、勤”这三字的为官之道，被后人称为“千古不可易”，千古不可改变的做官法则。康熙皇帝曾御笔亲书这三个大字并刻石宣传，训示百官，以“清、慎、勤”考核官吏。可见，“廉”始终是古人考核官吏的首要标准。

第二，贤德之人。贤德之人的范围比较广泛，《吕氏春秋》上说：“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臣人子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忠、孝、显、荣四者是人人都想欲求的，但是很多人却得不到，因为不懂理义。不懂理义，因为源于不学。不懂理义又不懂得学，则为君不仁、为父不慈、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一个人不尊师，就无从了解大道，所作所为都是凭着一己的喜好或者社会大众的观念，很可能误入歧途。

而在寻师问道的过程中，也需要人有自知之智和知人之明，“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孙卿子》中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能够批评我而且批评得很恰当，这样的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表扬我而且表扬得很恰当，这样的人可以做我的朋友；“谄谀我者，吾贼也”，我本来没有真才实学，他却谄媚、夸奖我，这样的人是害我的人，需要明察。所以，贤德之人首先是批评自己得当、能担任老师的人。因此，古代的开明皇帝选任国师，都把最有德行、学问的人选拔出来，担当自己的老师。

《韩诗外传》中记载，晋平公在河里游玩，感到非常快乐，晋平公说：“从哪里能得到贤士共享这种快乐呢？”船夫盍胥跪下回答说：“君主，您并不是真正喜好贤士啊。珍珠产生于江海，玉出于昆山，它们没有脚，但是都来到我们国家，因为您真的喜好它。贤士长着脚，但是都没来到我们国家，大概是因为君主您并没有真正喜好贤士的意思，怎么能担心没有贤士呢？”

平公听后，说：“我的门客，门左有一千人，门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不够，晚上就派人去征收赋税；晚上的食物不够，第二天早晨再派人去征收赋税。怎么能说我不喜欢贤士呢？”盍胥回答说：“夫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飞不为加高，损一把不为加下。今君之食客，将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耳！《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此之谓也。”盍胥说：“鸿鹄一振翅就能飞翔千里，所依靠的是翅膀上强劲有力的六条茎羽，而它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增加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高，减损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低。现在您的食客都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罢了。《诗经》上说：‘出谋划策的人太多，事业就不能成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虽然平公门客很多，但真正有用的贤能之士却少之又少，而后者才是成就事业的关键。这说明，贤德之人指才能超出一般人的才俊之士。

明主用人，都是先德后力。例如，《说苑》中记载了晋文公封赏陶叔狐的故事。陶叔狐在晋文公逃亡时一直跟从晋文公，后来晋文公回国，三次封赏都没轮到陶叔狐，于是陶书狐对咎犯说：“我跟随君主在外逃亡十三年，容颜憔悴，手足结满老茧。如今国君归国，进行三次封赏都没有轮到我，是国君忘了我，还是我有什么大的罪过？”

咎犯将这件事告诉晋文公，晋文公叹道：“我怎敢忘记这个人呢？能够用道使我精神专注，用仁爱的道理说服我，彰显我的名声，使我成为德才兼备之君的人，我认为应该受到最高的赏赐；那些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至于做错事的人，我认为应该得到第二等的赏赐；那些勇猛强壮的保卫者，有难在前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就断后保护，使我免于危难的人，我认为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况且他没有听过吗？为人效死，不如保全那个人的生命；跟人逃亡，不如保存那个人的国家。三次封赏之后，就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在有劳苦功绩的人当中，陶书狐当然是第一个，我怎敢把他给忘了呢？”

周内史叔兴听到这件事后说：“文公大概要称霸了！从前，圣王都是将德行摆在首位，而将勇力放在其后，文公或许堪当这样的评价吧！”这说明，能够以德行教化君主、教化百姓，言传身教的人，理应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和封赏，因为他既能全君之德、成君之业，又能真正普利百姓、教化群氓，使国泰民安，实现大治。

对于这一点，《尸子》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假设家里失火了，有人帮忙把火扑灭，人们一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年长的、有经验的人早就提醒人们要把墙的缝隙涂好，把烟囱做得弯曲一点，把柴火离灶台远一点，这样做终生都不会有失火之患，但人们却当成耳旁风，甚至觉得很唠叨、很烦。

同理，假设一个人被关进监狱，有人进入监狱把他救出来，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他们全家族人都会对这个人感恩戴德。但是，那些教导人们仁义慈悌道理的人告诉人们要“仁者爱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去做保证终生不会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觉得听这种教诲反而浪费时间，也没有对教导仁义慈悌道理的人给予应有的尊重。

“夫祸亦有突，贤者行天下而务塞之，则天下无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其实世间的灾难也都有类似“烟囱”这种问题，贤德之人行道于天下，尽力弥补挽救，使天下免除战争的祸患，但是人们不知道感恩戴德。所以，社会风气、道德为什么不畅达？道德、风气日趋日下就是因为人们对于言传身教、教导圣贤教诲的人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

《孙卿子》中也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能陈说圣贤之道，又能身体力行，这种人被称为国宝；“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虽然不能讲述圣贤之道，但是能身体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种人被称为国家的重器；“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不能完全落实，这种人是国家的用具；“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口中讲的话很好听，但是不能落实，这种人被称为国妖。口讲得非常好，但行的却是恶事，就让人们对所讲的圣贤教诲丧失信心，所以被称为国妖。

那么，治国者应该怎么做？“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尊敬国宝，爱戴国器，任用国用，除去国妖。“国妖”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臣子，生活中凡是言善行恶、阳奉阴违的人都称为“国妖”，因为对社会风气会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对道德伦理丧失信心，危害非常大。而“除去国妖”也不仅仅是戕其性命，或是不让他担任这一位置，根本上还是要任用仁德、净化人心、扭转人心，这就需要用圣贤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