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修养不同，事情的成效就不一样

王若曰：“小子封！封，康叔名。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弗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惠恤穷民，不慢鳏夫寡妇。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杀兵殷，大受其王命。
王，郑玄认为是周公命，代成王命。有人认为是武王，根据蔡沈《书集传》，蔡沈认为是武王比较合适，因为文中称康叔为弟而自己偏称寡兄，这应该是武王的语气。封，康叔的名。丕，大。显，明。考，“父死曰考”，即过世的父亲。克，能。庸，任用可用之人。祗，敬。威，威刑，施予威刑，给予应该受刑的人。显民，就是把这些道理明示于民众。殪，杀。戎，兵。诞，大。厥，其。
武王这样说道：“我的弟弟封啊，只有你那伟大昭明的先父文王，能够彰明道德，慎用刑罚，从不敢侮慢鳏夫寡妇之人，任用当用之人，尊敬当敬之人，施刑于应受刑之人，并将这些明示于大众。惠恤穷民，不慢鳏夫寡妇。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慈爱体恤那些无依无靠的穷民，连鳏夫寡妇都不敢侮慢。用可用之人，敬可敬之事。刑罚施加给应受刑罚的人，并将这些道理明示于民众。上天才大命文王诛杀、用兵讨伐殷商，大受王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杀兵殷，大受其王命。上天赞赏文王，于是大命文王用兵杀伐殷商，大受王命。
这里提到“明德慎罚，弗敢侮鳏寡”，因为在位者是代天理民，就应效法天道，天道有什么特点呢？天无私覆，平等的仁爱保护万物，一视同仁，而且天有好生之德，不能忽视更不敢侮慢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既然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更应当爱护人民，所以古人把在位者比喻为“民之父母”。
作为民之父母，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犯罪的子民？《盐铁论》中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待有罪过的百姓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样，要做的不过是增施恩惠、宽容厚待罢了。哪有父母官屠戮百姓的道理？如果把百姓甚至是犯罪放在自己的对立面，将自己所逮捕、杀戮、判刑的人数作为功绩去称颂，而毫无怜悯之心，这就与天道不相符合，与仁政的要求也大相径庭。
《盐铁论》中说：“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故民乱反之政，政乱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润穷夫，施惠悦尔，行刑不乐也。”孔子说，对于不仁的人憎恨得太过分，也会招致祸乱。百姓***，就应该回头从朝政上找原因；朝政乱了，就应该回头反省执政者自身。如果自身能端正，天下才能安定。所以，君子赞美鼓励善行，又能怜悯不能为善的人；对施刑的人给予恩惠，对穷人施行仁德。在施恩惠时感到喜悦，而在实施刑罚时应感到难过，这才是为人父母官的仁爱之心。如果对受刑的人行刑时，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还以得到案件的实情沾沾自喜、邀功请赏，这哪里是作为父母官应有的表现呢？所以，执法者应顺应天道，对民众宽和、仁恕，不能过于苛刻。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担任司狱官。季羔曾亲自判定对一个人实施刖足之刑。后来卫国***，季羔逃跑，结果判处断足之刑的人恰好负责守护城门。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借机复仇，反而协助季羔逃脱危难。季羔将要离去时问他原因，他说：“您判定对我实施断足的刑罚，是因为我罪有应得，您也无可奈何。当时您要用法律判罪时，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这是希望我能够得以减免；当我的罪行论定将要行刑时，您面带忧愁和伤痛之情，有所不忍。您这样做并不是对我特别偏袒，而是君子看到人民犯罪自然会产生哀怜之心，这就是我爱戴您的原因。”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其子羔乎！”虽然都是依法办事、依法判刑，但是心存仁恕树立的就是德行，太过严苛树立的就是仇怨。既能公正执法，又显示了德行，子羔做到了。
这个故事的情节很简单，但是义理却非常深刻。同样是执法人员，但因为德行修养不同，存心不同，事情的成效就不一样。有人用残酷的刑罚对待百姓，树立自己的权威，且以此为荣；而有人却心存仁爱宽恕，不仅人民对他回报的态度不同，所取得的治理效果和治理境界也不一样。《汉书》中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国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愿望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驱使的，法令严酷时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这个故事，对于人们理解为什么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以及如何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重要启示。
******在2013年3月8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曾强调：“我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项工作要继续坚持，去搞好完善、建设。同时在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为什么要强调自我境界的提升？因为法律法规、制度再健全、完备，最终还是需要人来执行。如果忽视司法人员的仁德之心、正义美德的培养和自我境界的提升，即使有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好并且达到社会大治的效果。《孟子·离娄上》中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具备仁德之心的人才应该选拔在领导的位置上。如果不仁之人处于领导的地位，就等于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正是因为古人有“仁者爱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鲜明特征。因此，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中，领导者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孝经》中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中也讲：“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同民心而产生治道。正是因为重视礼乐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所以中国文化也被誉为“礼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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