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皇帝，每日要处理国家大事，能读史书的时间就更少了。要是有人能够吸取全部史书的精华，编成一部系统的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它便能了解几千年的历史，那该多好啊!叫谁编呢?事在人为，等待还不如自已动手编呢。

嘉祐年间(公元1056一1063年)，司马光写信给好友刘恕说:“我想写一部历史书，其时代从周威王命韩、魏、赵为诸侯起，下至五代止。我要采用《左氏春秋》那样的编年体制，仿效苟悦《汉纪》那样简明扼要的文风，吸取众史家的学说，融会贯通成为一家之言。”刘恕也是一个爱好史学的人，对他的编书的志向，立即表示赞同和支持。司马光是言行一致的人，说干就干。他在公干之余，自己翻阅古籍，按事先拟好的计划，编写了一部《通志》，呈献给英宗，得到了赏识。后来，他邀请刘恕等一道编写。这次神宗召见，又为这部书作序，使司马光受到极大鼓舞，决心早日编成《资治通鉴》献给皇上。但是，由于王安石推行新法，触动了保守 派的政治主张，使他强烈不满，因此，有一段时间，他整日为抵制新法而奔波，很少有时间从事《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

照宁五年(公元1072年)，他到西京(今河南洛阳市)御史台做官时,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迁往西京，从此不直接参与政治，专门从事于编书工作。

书局设在国子监（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的名称)附近的一所院子里。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六间，前面的庭院宽间，常院墙种了一圈松柏，中间有几个用小砖砌起来的花坛，上面分别种有牡丹、玫瑰和芍药等鲜花。正是青松翠柏相掩映，满眼鲜花鼻闻香的幽雅之所。

司马光对这个安静文雅的环境,十分满意。白天，他和刘放、刘恕、范祖禹在屋里编写，经常对他们 说:“搞历史的人，要紧的是诚实，不实事求是，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各种史料必须订正后才能用。”他自己带头这样做，在编写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所谓楚汉之争的历史时，他就和刘放一道，从司马彪、荀悦和袁宏三个人关于汉代历史的著作中，加以考证。司马光为编书废寝忘食。刘恕他们经常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笑谢绝。每天的中午饭，他往往忘记了回家吃，司马康不得不叫家里人，将饭用食盒盛着送来。就是送来的饭，有时也顾不上吃。他这样理头工作，使刘放、刘恕他们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