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于众，舍己从人，弗虐无告，弗废困穷，惟帝时克。’帝谓尧也。舜因嘉言无所伏，遂称尧德，以成其义。考众从人，矜孤愍穷，凡人所轻，圣人所重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稽于众”，“稽”，考察。“众”，民众。向众人去考察，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中国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须保证听到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

《群书治要·史记上》中有一个“厉王止谤”的典故。周厉王在位的时候，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这时候，有一位叫芮良夫的忠臣就劝谏他：“王室大概要衰微了吧！”为什么要衰微了？芮良夫说：“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夷公喜欢独占利益，却不知道会因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给自己带来大的灾难。财利是天地之间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如果有独占的现象，造成资源分配不均，害处可就大了。天地万物都需要用到这些财利，怎么可以独占？专有独占财利，所惹怒的人一定会很多。他这样做却不知道有大的祸患，还用这个方法来教唆君王，君王的统治怎么能够持久？

芮良夫的劝谏非常恳切，也非常直接，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劝谏君王，这是古代忠臣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他接着说：“作为君王，应该奖励生产，开发地力，公平地分配给上上下下的人，使天地自然、人和万物各得其分。即使如此，还要每天警惕，恐怕招来怨恨。现在君王却想独占财利，这怎么能行得通呢？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强盗’。君王如果干这样的事，归附君王的人就少了。荣夷公若被重用，周朝必定会衰败。”

可惜，周厉王并没有听从劝谏，还是任用了荣夷公作为卿士，让他主管国事。周厉王实行暴虐的统治，奢侈傲慢，国都的民众都纷纷议论他的过失。这时候，召公（也就是召穆公）也来劝谏，他说：“民众都忍受不了君王的政令了。”结果，周厉王很恼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去监视那些指责自己的人，只要这个巫师报告有谁诽谤自己，就立刻把他杀掉。于是，议论朝政的人越来越少，诸侯也不来朝见了。

厉王更加严厉，结果“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都的民众都没有人敢讲话了，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也只能是互相用眼色示意一下。这下周厉王很高兴，得意地对召公说，“你看，我能消除非议了，民众都不敢讲话了。”召公说：“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召公的这句话也成为了历史名言。意思是说，这不过是塞住民众的口罢了。堵住人们的嘴巴比堵住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蓄积，一旦决口，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住民众的口也是如此。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要让民众发泄，让他们讲话。因此，民众有嘴巴，就像大地有山河一样自然而然，人类的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出；又好像大地有高低、干湿等各种类型的土地，人类的衣服、食物也都从这里产出。放手让民众讲话，政事的好坏、得失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可予以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支持君王的能有几个人呢？

厉王仍然不听。三年之后，民众联合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只好逃到彘地。后来，宣王即位，整顿政事，效法文武、成康的遗风，诸侯重新归附周朝。

这个典故常被用来告诫为政者要善于通过各种渠道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民众的正当诉求。所以，开明的领导者都是想方设法地了解百姓的心声，要让他们把自己的建议充分地传达出来，而不是一味地把他们的嘴巴堵住，不让他们说话、发表建议。

中国古人讲“民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让民众反映心声，汲取民众的建议。这在《群书治要》中的很多著作中都提到。比如，《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治国之道，就是要劝导人们劝谏，让人们充分地把自己的建议表达出来，这样君主才能够明察，下情上通。

古圣先王还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代圣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就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

《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也记载了杨震所说的一段话：“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

杨震的这段话讲出了古代圣哲明王之所以能够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设立敢谏之鼓，树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甚至听到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做到了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这说明，历史上凡是贤明的君主，无不主动求取谏言、集思广益。

在《群书治要·新序》中记载，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天之中拜访了三次，都没有见到他。随从人员说：“身为大国国君去见一个布衣之士，一日拜访了三次都没有见到，也就可以就此作罢了吧。”

桓公却说：“不是这样。那些轻视爵位俸禄的士人，当然轻视他的君主；而轻视成就霸业、王业的君主，也就会轻视士人。纵然这位先生轻视官爵俸禄，我怎么能轻视成就霸业之道呢？”结果，直到第五次去拜访，桓公才见到了小臣稷。人们听说之后，说道：“桓公对于布衣之士都能如此尊重，更何况对于诸侯国的国君呢？”于是纷纷率众前来朝见。

正是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充分理解和继承，***实行了***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在改革开放后，协商民主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覆盖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等各个领域，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全面铺开。

正如******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也就是说，要使各级、各党、各社会群体、各方面民众的意愿都能通过适当的渠道得以充分表达，更好地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上深具信心，要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这种自信归根结底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这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包括国家、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在这种“一体”的思维方式下，在位者对人民应该尽到“君、亲、师”的责任，要做到率先垂范、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民胞物与，而人民对他的回馈则是不令而行、感恩戴德。所以，君与臣，包括君臣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是相互爱护、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尽其责。可以说，正是这种“一体之仁”的深厚文化基因，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所以，***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百年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深入学习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群书治要》，古镜今鉴，古为今用，有助于读懂***的初心和使命，也有助于***永葆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