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会那天，监当和两个干办带着一队兵丁，突然包围茶场，以很低的官价，强行收购了茶场上的全部粗茶。一个名叫马太保的茶农气愤不过，同他们争吵起来，当即被他们抓进了县里的大牢。第二天，两个干办带着兵丁进山，挨村挨户要茶农们把粗茶全部交售给官府。这伙人到了土锅村，更是气势汹汹，对村里的人威逼说:“王小波、李顺一到家，就得向官府交售六百斤粗茶;若是胆敢违抗，那就要给点厉害瞧瞧!”

看来，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王小波咬咬牙，拿定了主意。他同李顺会意地对视一下，故意问身边一个穿着短襟破沃的青年茶衣:“余弟，你看昨办好哩?”

这个青年茶名叫张余，今年才二十七岁。他遇事有胆量，性格刚强，凡事敢出头,是王小波、李顺的好朋友。他租着青城山有名的大寺院马祖寺的几亩地，种点玉米和茶。按照契约，他每年收的玉米，三分之二都得交给寺院，就靠卖茶的一点钱，凑合着过日子。道会那天，他翻山越岭几十里，挑来一担粗茶，刚到茶场，就被迫卖给了官府，气得他两眼直冒火星，要不是一个叫相里贵(相里是复姓)的茶农硬拖住他,他差一点要同兵丁们拼了呢。此刻，听到王小波问他，就气呼呼地说:

“如今，这茶叶的官价,还比不上咱种茶的一半本钱哩，再种茶，不就成种祸了吗?咱就是喝西北风，也种不起呀!砍了茶树不种，算犯法。离开茶园另谋生路，也算犯法。这一来，还有什么活路可走呢?!”

“咱没法活命，他们可乐呢。”年纪三十出头、中等个儿的相里贵，愤愤不平地说，“前天夜里，张家、唐家的四十多担茶叶，在一队兵丁护送下，悄悄运了出去。这不是打着“官买’的旗号，在喝咱们的血吗!”

“就是!可是，究竟该怎么办呢?”一个名叫何彦惠的青年农民焦急地说。

“他们还要咱兄弟俩月底前交够二百斤茶哩，咱哪来这么多呀。”何彦惠的兄弟何承禄说。

“别说没这么多，就是有，也不能交!”李顺坚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