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冬，包拯来到了京城。这时，正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开始阶段。朝廷里的官员们思想混乱，斗争也很激烈。

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他两岁丧父，少年苦读。上学时虽然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但从不叫苦，并且读书时就立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图大志。做官以后，他体察民情，为国担忧，曾多次建议改革弊政。庆历三年秋，他担任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推行了改革时弊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意义，为后来王安石的变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新政直接触犯了皇亲国戚和大官僚们的切身利益，一开始就受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攻击。尤其是刚刚辞去宰相职务的吕夷简，对此更是怀恨在心。吕夷简虽然辞去宰相，但仍然参与朝廷的军国大事。他除了自己亲自给推行新政制造种种障碍之外，还指使御史中丞王拱宸表面上装着拥护新政，实际上在暗中积极网罗人马，乘机反对新政。

包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调进京城的。王拱宸这次调包拯到御史台(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来，用心是非常深的。他知道包拯耿直无私，敢于直言谏事，而且语锋犀利，不讲情面。像包拯这样的官员，王拱宸他们深怕被范仲淹选任要职推行新政，所以就企图抢先把他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样，一者可以利用包拯的才能反对新政，再者也可以借包拯的清名装璜一下自己的门面。可是，包拯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他进京以后，对王拱宸他们一没有甜言蜜语，二没有送礼行贿。除了临时的公务之外，就是读书习字，阅读朝廷颁发的各种条律公文。尽管有人也向他说了些朝廷里的斗争情况，可他从不妄加议论，只是细心观察，默不作声。王拱宸看到包拯是这么一种状态，心里不大满意。因为王拱宸一时摸不透包拯的心思，所以迟迟不让他正式任职，只叫他在御史台临时帮助些公务。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包拯的态度还是那样不明朗，吕夷简却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原来安排的一套计划，由于包拯的沉默而不能实现，心里很着急。于是，他便叫王拱宸去找包拯亲自谈一谈。